材料一：

孔子是儒家“诗教”的创始人，“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自“诗教”产生以来，对其探源阐释的内容颇多，将孔子的诗教与其门人対其思想进行阐释的《礼记》结合到一起来看，其核心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的“德性”，具体体现为圣人之性，是君子必须遵守的。简单地说，“尊德性”就是肯定人的德性是本来就有的，但由于为物欲所蔽，“人之本心不明”，因此必须通过“诗教”时时“去此心之蔽”，以保持德性的不堕落。孔子“诗教”所谓“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而所谓“正”者，体现在《诗经》中便是“仁”“礼”和谐。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二者在《诗经》中和谐统一。孔子盛赞“《诗》之好仁如此”，就是他“诗教”中“欲仁”“闻道”价值取向的表现。

“道问学”则是指君子通过问学、求知达到至诚的德性境界。达到至诚的道德境界的途径只有读书致知，这个书就是以《诗经》为首的“六艺”。“道问学”是孔子对弟子实施《诗经》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孔子很多有价值的教学方法是他在具体“引诗”“论诗”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在《论语》中明确提出的三处“教”之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有教无类”（《卫灵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三处“教”中，“有教无类”是孔子“诗教”的教学原则，《学而》是对入学弟子的要求，最有价值的是《述而》中的“四教”。这“四教”中，“文”是文献典籍，“行”是德行或实践，“忠”是忠义，“信”是信用。这“四教”既是孔子的教学内容，也是孔子因材施教而采取的不同方法。文、行是外在的，忠、信是内在的。

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教育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完整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诗教”之真正目的是个体精神和永恒本性的形成，“诗教”之真正目标是培养“为政以德”的君子。就尊德性而言，它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就道问学而言，它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践履性，是形而下的技术。孔子的“诗教”思想，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发掘了《诗经》陶冶性情、培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通过“人文化成”最终到达“内圣外王”，体现出一种“合内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和生存智慧。

（摘编自刘恒《孔子“诗教”的核心观念》）

材料二：

在当下中国，我们学古诗文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探知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诗文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是不少的。不过它为何能保留几千年呢？我们对其既不能简单地否定，更不能简单地肯定。在这方面，“五四”时期的文化学者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批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但是却忘了他们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运用西方新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接续文脉。

我觉得学古诗文首先要明白的是我们的学习是为了了解古人的情感、思想、意识，并非为了完全遵从他们。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会有历史感，会对今天的现实产生洞穿感。若是能培养学生対古诗文持续不衰的兴趣，引导他们入门，便是一种成功的教育。

中小学古诗文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其为成人的古诗文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小学古诗文教育需要注重未成年人的受教心理，不可硬灌，要讲授在他们理解能力范围内的东西，这就要对学生的整体素质有恰当的把握。同时，最好主要讲授与喜、怒、哀、乐、惊、恐、悲等人类的共同情感有关的内容。此外，当今各类古诗文选本选入的篇目值得商榷，从低年段来看，量的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是质的问题还没真正解决，比如，如果把《孝经》和《二十四孝》等这样的蒙学读物选入读本，恐怕就无助于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化的认同感了。在小学高年级古诗文选本中，抒情等情感性篇目偏多，选材应该更广博一些，应适当加入清晰且有逻辑的说明性文字，以便培养学生的理性认知能力。比如可选入《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水经注》等较为精练清晰的文字，应该让古文与科学、逻辑等方面产生联系，甚至可以选些商业性的文字，让学生们知道古人也在思考比较现代性的问题。

此外，在教学上，同样要讲究方法。“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学生要有大量的阅读积累，这样今后才会有更深刻的体悟。当然，一味靠学生自己理解和感悟也是不行的，如果学生只是读而没有老师的指点，很难有质的提升。因此，古诗文教育要坚持学与教的有机统一，教师要在学生理解的难点和关键点上给予指导。

（摘编自张胜强《古诗文学习的现代意义》）

文本一：

苦瓜是瓜吗？

汪曾祺

昨天晚上，家里吃白兰瓜。我的一个小孙女，还不到三岁，一边吃，一边说：“白兰瓜、哈密瓜、黄金瓜、华莱士瓜、西瓜，这些都是瓜。”

我很惊奇了：她已经能自己经过归纳，形成“瓜”的概念了（没有人教过她）。这表示她的智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凭借概念，进行思维，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她奶奶问她：“黄瓜呢？”她点点头。“苦瓜呢？”她摇摇头。我想：她大概认为“瓜”是可吃的，并且是好吃的（这些瓜她都吃过）。

今天早起，又问她：“苦瓜是不是瓜？”她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并且说明她的理由：“苦瓜不像瓜。”

我于是进一步想：我对她的概念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原来在她的“瓜”的概念里除了好吃不好吃，还有一个像不像的问题（苦瓜的表皮疙里疙瘩的，也确实不大像瓜）。

我翻了翻《辞海》，看到苦瓜属葫芦科。那么，我的孙女认为苦瓜不是瓜，是有道理的。我又翻了翻《辞海》的“黄瓜”条：黄瓜也属葫芦科。

苦瓜、黄瓜习惯上都叫瓜；而另一种很“像”是瓜的东西，在北方却被称为“西葫芦”。瓜乎？葫芦乎？苦瓜是不是瓜呢？我倒糊涂起来了。

前天有两个同乡因事到北京，来看我。吃饭的时候，有一盘炒苦瓜。同乡之一问：“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苦瓜。

他说：“我倒要尝尝。”夹了一小片入口：“乖乖！真苦啊！这个东西能吃？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我说：“酸甜苦辣咸，苦也是五味之一。”他说：“不错！”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癞葡萄。另一同乡说：“‘癞葡萄’，那我知道的。癞葡萄能这个吃法？”

“苦瓜”之名，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我家里有不少有正书局珂罗版印的画集，其中石涛的画不少。

我从小喜欢石涛的画。石涛的别号甚多，除石涛外有原济、清湘老人、大涤子、瞎尊者和苦瓜和尚。但我不知道苦瓜为何物。到了昆明，一看：哦，原来就是癞葡萄！

我的大伯父每年都要在后园里种几棵癞葡萄，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成熟之后摘下来装在盘子里看着玩的。有时也剖开一两个，挖出籽儿来尝尝。有一点甜味，并不好吃。而且颜色鲜红，如同一个一个血饼子，看起来很刺激，也使人不大敢吃它。当作菜，我没有吃过。

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是个诗人，他整了我一下子。我曾经吹牛，说没有我不吃的东西。他请我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要了三个菜：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我咬咬牙，全吃了。从此，我就吃苦瓜了。

苦瓜是瓜吗？

苦瓜原产于印度尼西亚，中国最初的种植地是广东、广西。现在云南、贵州都有。据我所知，最爱吃苦瓜的似是湖南人。有一盘炒苦瓜——加青辣椒、豆豉，少放点猪肉，湖南人可以吃三碗饭。

石涛是广西全州人，他从小就是吃苦瓜的，而且一定很爱吃。“苦瓜和尚”这别号可能有一点禅机，有一点独往独来、不随流俗的傲气，正如他叫“瞎尊者”，其实并不瞎，但也可能是一句实在话。

石涛中年流寓南京，晚年久住扬州，南京人、扬州人看见这个和尚拿癞葡萄来炒了吃，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的。

北京人过去是不吃苦瓜的。菜市场偶尔有苦瓜拿，是从南方运来的。买的也都是南方人，近两年北京人也有吃苦瓜的了，有人还很爱吃。农贸市场卖的苦瓜都是本地的菜农种的，所以格外鲜嫩。看来人的口味是可以改变的。

由苦瓜我想到几个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

一 、应该承认苦瓜也是一道菜。谁也不能把苦从五味里开除出去，我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不要像我的那位同乡一样，问道：“这个东西能吃？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提出：“这样的作品能写？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我希望他们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如现在的某些北京人。

二 、《辞海》说苦瓜“未熟嫩果作蔬菜，成熟果瓤可生食”。对于苦瓜，可以各取所需，愿吃皮的吃皮，愿吃瓤的吃瓤。对于一个作品，也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探索其哲学意蕴，也可以探讨其美学追求。北京人吃凉拌芹菜，只取嫩茎，西餐馆做罗宋汤则专要芹菜叶。人弃人取，各随尊便。

三 、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苦瓜就是苦瓜，如果不是苦瓜，而是狗尾巴草，那就另当别论了。截至现在，还没有人认为狗尾巴草很好吃。

1986年9月6日

文本二：

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但有时恐怕也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感情不那么真实。

（节选自汪曾祺《蒲桥集•自序》）

徐鹿卿字德夫，隆兴丰城人。博通经史，调南安军学教授。先是周敦颐、程颢与其弟颐皆讲学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义之学复明。辟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会汀、邵寇作，鹿卿赞画备御，动中机会。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济，全活甚众。会都城火，鹿卿应诏上封事，言积阴之极，其征为火，指言惑嬖宠、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以母丧去。诏服阕赴枢密禀议。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禄，又帮司农少卿米麦，鹿卿曰：“奈何为一人坏成法。”持不可。迁国子监主簿。入对，陈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劝惩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储实才，重藩辅以蔽都邑，用闽、越舟师以防海，合东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纳。改枢密院编修官权右司赞画二府通而守法会正字王迈以言事黜鹿卿赠以诗言者并劾之太学诸生作四贤诗知建昌军，未上，而崇教与铁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驰书谕之，敛手听命。既至，则宽赋敛，汰赃滥，恤寡弱，训戌兵，择兵官，治行大孚，田里歌诵。督府横取秋苗斛面，建昌为米五千斛。鹿卿争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请输之以共命。鹿卿曰：“民为守计则善矣。守独不为民计乎？”卒争以免。召赴行在，将行，盗发南丰，捕斩渠首二十人，余不问。鹿卿又言当时并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诱鹿卿，退语人曰：“是牢笼也，吾不能为宰相私人。”岁大饥，人相食，遂出本司积米三千余石减半贾以粜，及减抵当库息，出缗钱万有七千以予贫民，所活数百人。迁礼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宝章阁待制、知宁国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举鸿禧观，遂致仕 ， 进华文阁待制。卒，遗表闻，赠四官。

（节选自《朱史•徐鹿卿传》）

次韵子瞻以红带寄眉山王宣义^①（节选）

黄庭坚

儿无饱饭尚勤书，如无复裈且著襦。

社瓮可漉溪可渔，更问黄鸡肥与癯。

林间醉著人伐木，犹梦官下闻追呼^②。

万钉围腰莫爱渠，富贵安能润黄垆^③？

【注释】①王宣义：苏轼妻叔王淮，曾任宣义郎，故称。②追呼：指吏胥到门号叫催租，逼服徭役。③黄垆：犹黄泉。

古代史人擅长借“梦”寄托情思。《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表现苏轼梦里归乡，与妻子相见“执手相看泪眼”情形的是“，”；李商隐《锦瑟》中“，”两句运用典故，描绘了美好的情境、虚渺的梦境，把人生的恍惚以及苦苦追寻的执着表现出来；周邦彦的《苏幕遮（燎沉香）》中“，”两句以梦景作结表达深沉的思乡之情。

在中国城市教育母职兴起和“拼妈”现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家庭形成了教育合力，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首先是传统的父亲教育角色受到挑战，父亲的教养投入常常因此而无所适从。国外研究者很早就提出了“母亲守门员效应理论”：母亲被视为蚂蚁部落中的“女王” ， 她们为了保持自身性别角色的独特性，约束、限制、排斥、监督孩子父亲（工蚁）参与到家务劳动和孩子教养的活动中，从而使父亲的教养投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不少城市家庭，父亲在育儿阵地上节节败退，正扮演着“可有可无”的一个角色。在一些博人眼球的流量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丧偶式育儿”“爸爸去哪儿了”成为女性读者热议的流行词，似乎大部分妈妈都在控诉孤立无援的育儿生活。

七年前深秋的一个黄昏，我呆坐在陕甘交界处一座古长城的营盘上，________地望着大沟那面踟蹰在山坡上恹恹的夕阳，倾听着那串如丝如缕如歌似哭的歌声，被风沙折磨了半个月的干涸的眼眶，（①）七年间我怀揣着那串无词无调的歌声游历了许多美丽的、荒瘠的地方，谛听过许多古今中外的人都为之倾倒的乐音，但时刻能够震撼我心灵的能进入我血液骨髓的仍然是这串无词无调的歌声。每到一地，每结识一个新的朋友，在酒酣无状之时，我都毫无例外地要讲起那天的经历和感受。每一次的讲述，所用的语调、词汇、情绪，甚至描述的事实本身，一次和一次都不尽相同，甚至________。但每一次都让自己感动得不能自拔，也常使对方泪眼盈盈。所以这样，我想我是力图使自己的心智接近那个黄昏，复原那个黄昏的感受，然而，一次一次的努力却使自己对原来________的经历的真实性也发生了怀疑：（②）然而，每当那串歌声訇然回响心灵狂荡难已之时，我仍铁定了心，那就是诗人海子那________的心愿：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展现了从1919年5曰4日《新青年》问世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进程，让人们重新认识百年前那段可歌可泣的恢弘历史和壮美篇章，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

“今天的大多数青年根本无法想象，他们在政治课上所学的知识，曾经被一群人当作毕生的理想信念去奋斗和牺牲。”——豆瓣网友万千

年龄越大越钦佩百年前为了国家民族的奋不顾身的革命者，他们才是最酷的年轻人，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革命万岁！青春万岁！——豆瓣网友环形山

有人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我的回答是：“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续集应由当代青年来写！”——豆瓣网友嗯嗯

请他以“新时代青年的觉醒”为主题，结合上述材料联系历史和现实写一篇议论性文章，说说他的感受与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