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话题“浙江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冲上热搜，关注度堪比新冠肺炎。然而，网友们的心情也跟随这10万只鸭子，经历了由慷慨豪迈、莫名魔幻到大失所望，正所谓    。事实上，人们只要稍微动用逻辑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同样是面临灾难，同样是提出解决办法，却在科学论证的过程上打了个折扣，在对科学性和真实性的解释上禁不住推敲。

    的确，在灾难面前，（    ）。如今看到鸭子也能“远征”，去保护巴基斯坦兄弟，这样的勇气怎能不让人心中的自豪    ？这10万只鸭子，不仅可爱，还让人感到钦佩。然而，人们这一比较常见的感动心理，却容易被虚假新闻予以利用，继而出现     的现象。“鸭子出征”，或许还     ， 留下的思考足够让舆论理性地消化一阵子。

    《荀子·君道》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大致意思是：良法已备，是国家治理的开端；道德与智慧兼具的君子，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不懂得律法的原则和精神，而只注重律法的条文数目多少，遇到变动的现实肯定手足无措。

    荀子这位先秦儒家“继往圣”与“开汉儒”的“新派”人物，直面周道衰亡、纲纪散坏、战乱频仍的现实，他提出“法者，治之端也”的思想，承载着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深沉关怀和内在逻辑。而儒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观念，以及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局势，为以此“大安之道”处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基础。

    治国者，必良法也。在改刑为法的历史背景下，荀子认为治国应“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由此“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但是荀子这里所谈的法，不仅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行为规则，而且是一种“良法”。这是一种合乎道德原则的律法，即合“礼义”之法。唯行“良法”，才能养万民于安乐，“四海之内若一家”，所以“良法”也是“王者之法”。这一点在当今发展为“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的基本原则。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及的“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公正合理”“主权平等”“共赢共享”等道德理念都是国际法治的要义所在，无此则难以称之为“良法”，舍此也无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而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在多个领域所达成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才能称之为“良法”，国际治理才有坚实的基础。

    无君子，则良法不行也。良好的律法，仅仅是治国的一个开端，没有恰当的执行法的人，“良法”只能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无法成为现实的社会秩序。有“良法”，不一定有治世。而有了君子，则律法即使有所不足，也能使国家安定。“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矣”。这一点在当今逐渐发展为对一整套适合国情的法治运行体制机制和一支高素质执法人员队伍的不懈追求。在国际法治层面，各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

    君子者，行道者也。能够行良法治国的君子应符合两条标准：一是具有“去蔽”的认知能力。人们的认识往往因固守自己的利益和立场而失之片面。而要想去除这种“蔽塞之祸”，就必须“虚壹而静”；二是具有行“礼义”的道德实践能力。“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才是君子之道。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在今天已经逐渐发展为一整套对法治机构和执法人员的明确义务规定和严格制度约束。也正是因此，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该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决不能也不应如某些国家和国际机构一样，自甘认知之“蔽塞”、搞双重标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唯有以良法为端，行君子大道，方能迎来“世界大同”的曙光！

（节选自2019年5月《光明日报<法者，治之端也>》，有删减）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其病原体是一种未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即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目前发现，该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密闭、不通风场所可能存在气溶胶传播风险，需加强预防和隔离处理。现没有特效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节选自2020年1月《人民网》）

材料二：

    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

    重症患者多在发病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

（节选自2020年2月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材料三：

    要着力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一方面，要立足当前，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另一方面，要放眼长远，从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队伍培养、协同机制等各方面加强公共卫生软硬件建设，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增强社会的防护意识和能力，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要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我们既要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增强应急救援的协同性、整体性、专业性，又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要着力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产能保障、调度机制、储备体系各个环节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实现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目标，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

（节选自 2020年2月《央视快评》）

材料四：

    到目前为止，普通流感已经在美国造成1万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计，美国每年有12000至61000人死于流感。但没有人认为这些人的死亡是由于美国政府不作为所导致。

    相比之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盖布雷耶苏斯（Tedros Ghebreyesus）1月30日表示：“在过去几周里，我们看到出现了一种以前未知的病原体，迅速升级为爆发的态势，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应对。中国发现疫情、分离病毒、测序基因组并与世卫组织和全世界分享，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在保持透明度和支持其他国家方面也做的十分出色。在许多方面，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对疫情的应对达到了一个新的标准。”

    坦率的说，中国政府针对有关新型冠状病毒信息的预警所采取的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惊到了我。全世界都应该祈祷这些政策是有效的，有很多人会因此而获救。

（节选自2020年2月中国日报网《“预警与决策的权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疫情管控》）

麻木比瘟疫更可怕

周国平

    瘟疫曾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加缪的《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

    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正义感。

    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

    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过，只要身处祸害之中，我们也许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种不幸。与任何共同祸害的斗争都具有战争的性质，牺牲个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庆幸恶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

    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作一场噩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作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真正可怕的不是瘟疫，而是麻木。在瘟疫流行之时，我们对瘟疫渐渐习以为常，这是麻木。在瘟疫过去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是更严重的麻木。仔细想想，麻木是怎样地普遍，怎样地比瘟疫更难抵御啊。

    胡建字子孟，河东人也。孝武天汉中，守军正丞 ， 贫亡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尉藉①走卒，甚得其心。

    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斩之则斩。”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②上，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拜谒，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斩之。”遂斩御史。护军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遂上奏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谨按军法曰：‘军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执事不诿上，臣谨以斩，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显名。

    后为渭城令，治甚有声。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亡它坐。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侵辱长公主，射甲舍门。知吏贼伤奴，辟报故不穷审。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吏民称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节选自《汉书•胡建传》，有删改）

【注】①尉藉：慰藉。    ②堂皇：特指官吏治事的厅堂。

水调歌头·题剑阁

崔与之①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②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心丹。    

    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梅岭绿阴青子，蒲涧清泉白石③，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

[注] ① 1219—1222年，崔与之，南宋广州人，出任成都知府兼成都府路安抚使时，曾登临剑阁，写下这首词。②三边：古称幽州、并州、凉州为三边，后泛指边疆。③梅岭：即大庾岭，在江西、广东交界处。因岭上多梅，故称。蒲涧：在广州白云山上，涧中生有九节菖蒲，其水清甜。作者曾隐居于此。

    青壮年时期，肌肉和骨骼柔韧性好，但力量偏弱。此阶段，对很多新奇运动方式很有兴趣，也勇于尝试，接触的运动方式五花八门，。因此，，像专业的护具装备、安全的运动场所，这都是前提。到了中年时期，由于工作、家庭等琐事缠身，运动的时间和频率比较不规律。此时宜选择自己喜欢的，并具有可持续性的运动方式，比如游泳、爬山、慢跑、球类运动等，要注意避免运动过量，运动前注意热身。如今，老年人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很多老年人运动锻炼后尝到了运动锻炼的甜头。但是，有很大一部分老年群体存在运动误区，选择了错误的运动方式，给自身带来了不必要的损伤。运动时间应控制在45分钟至60分钟为宜，运动量以微微发汗为度，，导致免疫力下降。

    近些年来，有的人对生活中遇到、听到的不太敢扶起倒在地上的人、制假售假、网络诈骗、“老虎苍蝇”贪污腐败等现象，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国人缺乏信仰”，“中华民族是没有信仰的民族”。还有的人说，在西方国家人们有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等，生活是有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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