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历史

余华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个名叫谭博的男孩和一个名叫兰花的女孩，共同坐在阳光无法照耀的台阶上。作为少爷的谭博和作为女佣女儿的兰花，时常这样坐在一起悄悄谈论着他们的梦。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十六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身躯里青春荡漾，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在这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最近，他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这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清醒时也异常强烈。“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她重现了一九三〇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他听完微微一笑，说：“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一九五〇年四月，作为解放军某文工团团长的谭博，回到了他的一别就是十年的家中。此刻全国已经解放，那时候兰花依然居住在他的家中，只是不再是他母亲的女佣，开始独立地享受起自己的生活。谭博英姿勃发走入家中的情景，给兰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兰花已经儿女成堆了，她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苗条，粗壮的腰扭动时抹杀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在此之前，兰花曾梦见谭博回家的情景，居然和现实中的谭博回来一模一样。因此在某一日中午，当兰花的丈夫出门之后，兰花告诉了谭博她梦中的情景。“你就是这样回来的。”兰花说。谭博听后也回想起了他在回家路上的某一梦，梦中有兰花出现，但兰花依然是少女时期的形象。

    “我也梦见过你。”谭博说。他看到此刻变得十分粗壮的兰花，不愿费舌去叙说她昔日的美丽。有关兰花的梦，在谭博那里将永远地销声匿迹。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垂头丧气的谭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他是来料理后事的。此刻兰花的儿女基本上已经长大成人。谭博身穿破烂的黑棉袄在兰花身旁经过时，略略站住了一会儿，向兰花胆战心惊地笑了笑。兰花看到他后轻轻“哦”了一声。于是他才放心地朝自己屋内走去。过了一会儿，兰花敲响了他的屋门，然后问他：“有什么需要我？”谭博不知该说些什么。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兰花设法通知他的。这一次，两人无梦可谈。

    一九八五年十月。已经离休回家的谭博，终日坐在院内晒着太阳。还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怕冷了。兰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依然十分健壮。她将一盆衣服搬到水泥板上，开始洗刷衣服。谭博眯缝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臂如何有力地摆动。在一片“唰唰”声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兰花：他近来时常梦见自己走在桥上时，桥突然塌了。走在房屋旁时，上面的瓦片奔他脑袋飞来。兰花听了没有作声，依然洗着衣服。谭博问：“你有这样的梦吗？”“我没有。”兰花摇摇头。

（有删改）

牡丹醉春图

韦延长

    傅玑是国内一流的国画大师，善画花鸟、山水和人物，而在花鸟之中，又擅长牡丹。去年，他应邀到铜城画的“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在拍卖会上以三十万元的价格拍出，遥遥领先其他作品。

    这个消息是他的弟子符小华告诉他的。傅玑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但精神矍铄，平日里，他的生活很有规律。

    “老师，好消息好消息。”傅玑散步回来时，符小华手里拿着当天的早报，兴冲冲地迎了上去。

    傅玑停下脚步，目光平静地看着符小华，缓缓地问道：“什么好消息？”

    “您的画创造了一个新高，拍了三十万呢。”已届不惑的符小华，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地说道。

    在以往的拍卖会上，傅玑的作品曾经拍卖过二十万元一幅。作为当代画家，作品能卖几万的就算是很有成就的了。

    “是嘛？”傅玑淡淡地应道，好像这个好消息与他一点无关。

    回到客厅，符小华把刊登有拍卖会消息的报纸摊在桌面上。报上刊登着陶瓷花瓶的图片，还有一大段文字说明。这个“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是去年傅玑应邀到铜城画的。铜城每年举办一届陶瓷艺术节。艺术节期间，有一项议题是邀请一些名家现场为陶瓷产品作画，然后进行烧制后拍卖。

    傅玑是第一次去铜城作画，也是第一次将画作画在陶瓷上，想不到他的作品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那是他们的陶瓷做得好。”傅玑一边看一边说。

    傅玑画的是两枝牡丹，分别开着两三朵盛放的牡丹花，那淡雅的笔画，错落有致的线条，将牡丹那种雍容与富贵的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傅玑是想取名为“牡丹报春图”的，后来觉得太俗了，就改为“牡丹醉春图”。一字之改，意境与韵味就大不一样。

    “老师，您的画是鲜花，他们的陶瓷只是一张绿叶。”符小华说道。

    “鲜花少了绿叶，就没有了生气。”傅玑说着，目光落在了衬托鲜花的那几张绿叶上。忽然，他的脸变得僵硬起来——顶头的一张叶子，他少画了两笔，那叶子看上去就有些颓败的样子——但是，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士，是根本看不出这个微小的错误的。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终于想起来了，那时眼看画作就要大功告成，符小华过来催促他，让他去参加陶瓷发展论坛，回来的时候，他净想着这个画作的名称，结果就忘记把那两笔给添上去了。

    几天后，傅玑和符小华专门去了一趟铜城。

    来前，符小华并不知道傅玑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刚下车，就被一位姓曹的中年人接到一座豪华的别墅里。

    中年人正是“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的新主人。那个花瓶此时正摆在他的客厅里。傅玑大步来到花瓶前，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曹老板，希望您能把这个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让给我。”

    符小华看着傅玑，有些莫名其妙。曹老板抚摸着陶瓷花瓶，摇了摇头，说道：“傅老您的画作炉火纯青，这个陶瓷花瓶又是您的第一个陶瓷画作，非常具有收藏意义。”

    傅玑看着曹老板，诚恳地说道：“您开个价吧。”

    曹老板还是摇了摇头。傅玑想了想，说道：“这样吧……”

    最后，傅玑以三十万元的价格，外加一幅画作，换回了那个“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交易完毕，符小华问道：“老师，这是何苦呢？”

    傅玑指着花瓶上那片没画完整的叶子，说道：“看到了吗，这是个不该犯的失误。”傅玑说完，捧起“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往地上狠狠地摔去。只听“砰”的一声脆响，那花瓶便变成了一堆碎片。

    符小华和曹老板望着一地的碎片，已是目瞪口呆。后来，听说傅玑深居简出，再也没有答应过别人在现场进行作画。

（选自2017年第6期《微型小说千载选刊》，有删节）

错位

朱瑾洁

    今天，刘副教授很高兴，高兴的由头是今年学校实行重大改革，副教授可以招考博士研究生。已副教授多年的他可以带博士研究生，这是刘副教授多年的夙愿，也是他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

    然而，刘副教授高兴之余多少还有点儿苦恼，苦恼的根源就是虽然能带博士生了，可毕竟自己早年是工农兵大学生，在英语上是一片空白，所以文凭上仍留有博士生的空白。这也是他多年的遗憾

    今年能带博士生了，心里不免生出愧疚和些许不安。况且，如果早考上博士生，刘副教授的称谓老早就去掉“副”了。所以，刘副教授在高兴之余，心中立马就草拟好了今年的两点打算：一是向学校学部委申请招考博士研究生；二是报考本系博士研究生。

    因为有了招考博士生的打算，刘副教授就给他的硕士生王威打了电话，关切地问他毕业后的打算，最后还提醒王威别忘了报考他的博士生。刘副教授对他的这个学生很欣赏。

    挂了电话没有半小时，王威就来到刘副教授家，刘副教授见爱徒前来，高兴地说：“王威，打算好了报考我的博士生？”王威有点胆怯地看了老师一眼，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我不打算考了。”刘副教授睁大眼睛急问道：“为啥？”因为他太了解他这个学生了，没有特殊情况，他不会拒绝他这个老师的意见的。王威说：“前几天，我回了趟家，自留田里的小麦旱得很厉害，地面上的麦叶都枯死了。”刘副教授说：“这我知道，电视不整天放嘛。可这和你报考牛头不对马嘴啊。”王威说：“能对上。麦子枯旱死，家里就拿不出供我上学的钱了，从小学到现在，我已上了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我都是伸手要钱，家里攒的钱都供我上学了，可俺娘的慢性心脏病已经拖了多年……”王威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哽咽起来。看着爱徒十分忧伤地在抽泣，刘副教授心里也不是滋味，就关心地对王威说：“老师理解，也能体谅你的难处，不过，你还是考虑考虑，毕竟考上博士生是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台阶，没有这个，你想向更高层次发展谈何容易。”沉思了一会，王威抬头看了看刘副教授说：“老师，我想报考咱校的聘师考试，成为您的同事，为您分担一些教务。”见王威意志有点儿坚决，刘副教授有些生气了，就说：“你不要急于下决定，还是考虑考虑吧。”王威说：“行，老师，过几天我给您回话。”

    很多天过去了，离规定报考博士生期限还有最后一天，刘副教授没有等到王威任何只言片语的回话。不能再等了，再等自己的报考时间也耽误了。到了离报考截止时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刘副教授来到学校的报名点，毅然决然地在报考博士生考试的花名册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刘副教授写完自己的名字后，还有点挂心学生王威，便把花名册从头至尾滤了一遍，没有王威的名字，不放心，又从尾到头细看了一下，还是没有，教授知道，到这个时间段说什么也晚了，内心深处很替王威惋惜。

    过了三个月，学校聘请教师的考试开考了。在刘副教授监考的教室里，王威认真地答着试卷。刘副教授几次从王威身旁走过，用眼睛的余光扫描试卷，发现王威答的试题没有错的。三天后，王威如愿成为母校的一名正式教师，成为老师刘副教授的新同事。

    又过了一个月，博士生考试如期进行，在新教师王威监考的教室里，刘副教授认真地答着试卷。虽然王威怕影响老师的发挥而不敢走到老师的身旁，可从老师淡然自若的答题神情看，老师一定答得不错。果然，一个月后，刘副教授如愿通过笔试进入了面试。

    又过了一个月，刘副教授顺利通过面试，成为他系招考的唯一一位博士生。不过，刘副教授进入博士生学习阶段出了点小麻烦。因为现阶段他这个系能带博士生的只有刘副教授，而刘副教授是他这个系考上的唯一博士生，这就出现了自己教自己的尴尬。不过，再难的事也难不倒具有教授级别的校领导们。通过调阅王威的硕士论文和有关科研成果，校领导们一致认为王威的科研成果已居世界前沿水准，一致同意推荐王威作为学校破格提拔副教授的唯一人选，并特事特办，以学校党委的名义向学校学部委推荐。不到一天，王威破格提拔为学校副教授的批文就下来了。

    按照学校今年重大改革的规定，王威成了他老师刘副教授的博导。

多余一句话

秋林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

    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步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这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

    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声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可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

    “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

    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

    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说话，估计受不了了，大叫一声：“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声音很快平息下来，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有删改）

流浪汉

侯发山

    父亲去世后，小康就正式接管了店铺。店面不大，经营的不是金银珠宝，是相机专卖，尼康啦，佳能啦，质量好的，也是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不亚于一台小轿车。小康每天早上来到店门口，总能看到一个流浪汉蜷曲在店外边。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胳膊腿健全，不残疾，长长的头发，像是被浆糊给糊住了，一绺一绺的，脸上黑一块紫一块，好似被紫外线灼伤了的“高原红”，身上的衣服长一片短一截的，类似时下流行的混搭，自打套在身上怕是没脱下洗过，已经看不清本来的色彩……，…眼下是秋天，他却穿着羽绒服，还是女式的。走得近了，还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刺鼻的味道。这个流浪汉也不傻，只要看见小康来，就知趣地走开了，走得远远的，一整天都不见他的踪影。

    难道这个流浪汉打算伺机偷盗？想到这里，，小康着急了。然而，媳妇正在坐月子，母亲又有病，他白天不在家，晚上总不能守在店里不回去啊。父亲活着的时候，也不是常常住在店里。有几个晚上，小康不放心，悄悄踅摸到店铺门口，每次都是看到流浪汉睡在门口，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但老话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不能排除怀疑，还是把他撵走的好，免得夜长梦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天早上，小康来到时，流浪汉还在门口酣睡。小康也不理会，越过流浪汉，悄悄打开门，扫地时故意把尘土往他身上扫，即便这样，流浪汉还没有醒，小康就用扫帚去撩拨流浪汉的脸，流浪汉这才醒过来，讪讪着走开了。小康挥舞着扫帚，捂着嘴朝他叫道：“滚！滚得远远的。”

    小康以为，他这一下，流浪汉肯定会流浪到别处去。第二天清晨，远远地，小康又看见那个流浪汉还在店铺门口，旗着防盗门，半躺半坐，悠闲悠哉的，好像自己是店老板似的。小康便气不打一处来，走到流浪汉跟前，抬脚去踢他，同时把手里半瓶矿泉水泼到他身上，边怒吼着：“滚！滚！滚！”那架势，仿佛他跟流浪汉之间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流浪汉诧异地看着小康，似乎心说，我也并没有杀你的父亲、夺你的妻子，为啥发这么大的火气？

    “看什么看？你聋吗？再不滚我揍死你！”小康把矿泉水瓶子朝流浪汉摔去。

    流浪汉下意识地躲了一下，走了。

    此后，小康再没见到过那个流浪汉。

    大约过了半个月，小康的店铺被盗了，丢了五台索尼高档相机，每台都在一万元以上。

    小康的脑海里立马出现了那个流浪汉的影子，他断定是流浪汉在报复。当警察赶到后，小康说出了自己的直觉。

    怀疑归怀疑，警察要的是证据。幸亏店铺对面有家面包房，人家在外面装了两个摄像头，有一个刚好照到小康的店门口。

    警察打开监控，根据监控拍到的画面，短短时间内便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交代，他早就盯上了小康家的相机专卖店，因为流浪汉的缘故，才一直没有下手。

    面包房的监控录像证明了犯罪嫌疑人所言不虚。小康一边看监控一边泪流不止：小偷光顾那几次，每次来都是因为流浪汉睡在门口，他才没有得逞。有一个晚上，月黑风急，昏黄的路灯像是睁着惺忪睡眼的醉汉，街上少有行人。那个小偷又鬼鬼祟祟地出现了，拿着刀子威逼流浪汉离开。流浪汉头一低，不管不颓朝小偷身上撞去。不怕人横，就怕人不要命，这话不错。见此情形，小偷也屙稀屎，转身逃了……

    流浪汉为什么要这么做？

    面包房老板的话让小康如梦初醒：小康的父亲在世时，时常买面包给流浪汉！

    小康转遍了大街小巷的旮旯角落，没有找到那个流浪汉。

    大叔，您在哪儿呢？店里清闲的时候，小康常常盯着门口自言自语。

复仇

巴金

一

    这年夏天老友比约席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去度假。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个客人。一个是医生勒沙洛斯，一个是新闻记者福拉孟；还有一位比叶·莫东，是一个中学教员，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汉。

    比约席的别墅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一条河流把全村围抱在里面。岸边有一带桦树林，点缀着许多家房屋。

    我不曾去过教堂。不过礼拜日早晨开始做弥撒时的钟声，我无一次不听见。严肃的、悲哀的声音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又慢慢地落进水里，好像被碰碎了似的，分散在水面，这样的音乐我非常喜欢。

    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怎样谈到幸福上面来，莫东先生却发出了奇怪的议论，他引了英国诗人布郎宁的话，说人生的至上善就在于跟少女一吻。“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看见正义胜利的时候。”比约席说。他是学法律的人，说这种话也不无理由。

    后来轮到医生发表他的意见了。做医生的人总是以救人为幸福的，我这样想。

    “复仇——”医生慢腾腾地说出这两个字。

    “复仇？”我们都惊叫起来。

    “是，我说最大的幸福是复仇。”他镇静地说。但是他又闭了口，好像静静地等候着我们的反驳。

    我们都不发言，只是默默地带了疑问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解释他的意见。他的声音很镇定，但是里面仍旧有一点痛苦的味道，这说明他说的话曾经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二

    在两年以前，我到过意大利，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我。我开了房门，看见房东惊惶的面孔。她告诉我下一层的房间里有一个房客自杀了。

    地上躺着一个瘦弱的青年。他的胸膛露了出来，偏左一点有一大团血迹，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喉咙不住地响。我俯下去听了他的脉，知道已经无望了。我刚刚站起来，他忽然睁开了两只血红的眼睛，口里说了一句：“我是福尔恭席太因。”喉咙里再吼了几下，便死了。

    我听了房东的话，才知道这个自杀的青年就是刺杀鲁登堡的凶手。我想他也许是另外的一个福尔恭席太因吧。但是这时候我无意中看见他的衣袋里露出了一个纸角，我便把它抽出来。原来是一束文件。我只瞥见“福尔恭席太因的自白”几个字，便把它塞在寝衣的袋子里。

    “有些人也许会说我的死是在忏悔我的罪恶。其实我对于杀死鲁登堡的事，并不后悔。我所杀过的人除了鲁登堡还有一个叫做希米特的军曹。”

    “三年前，我还在家乡。那时我刚同我的吕贝加结婚不几月。我们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两人过活得也还幸福。”

    “然而在这个城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烧杀抢劫。”

    “有一天我因事出去了，留下吕贝加在店里。我回来时远远地看见一个军官匆忙地从我的店里出来。他的脸上有抓破的地方，军服也很凌乱。我便加速了脚步，跑进店里。”

    “天呀!她满身都是血——我认得那个军官是希米特军曹。我马上跑了出去，到了司令部，要求见鲁登堡将军。鲁登堡将军接见了我。他听了我的请愿以后，并不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就叫两个兵士把我带出去了。”

    “我被他们关了两天，等我回到店里时，我的东西被他们毁得精光。”

    “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没有产业，连我所爱的妻子的遗体也没有了。”

    “忽然一个思想像一线光明似的射入了我的脑子。复仇，复仇！我似乎又找到一个生活的目标了。”

    “在一个大风雨之夜，我把车停在一家大咖啡店门前，在这微弱的马车的灯光下，我认出了我的仇人希米特。”

    “我对准他的胸膛把匕首刺了进去。在车灯的微光下我看见他的痛苦的挣扎和脸上那种难看的表情，我抽出匕首，血跟了出来。我把匕首放在嘴唇边，用舌舐着刀叶，我把血都吃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味道，只觉得热。我藏了匕首，把那个垂死的身体拖到岸边，抛进河里去了。”

    “我赶车离了河岸，一路上我唱着歌，心里非常快乐，觉得我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不久我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因为鲁登堡已经离开这里了。”

    “这三年来我到处跟着他。我跟他到过来比锡，到过汉堡，到过柏林，到过维也纳，最后到了巴黎。我买了一支手枪，我每天出门时总要把那支装好子弹的手枪吻许久。有一天我果然找着他了。”

    “我连续发了三枪，我亲眼看见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只是呻吟着。我却在一阵混乱中逃走了。”

    “没有人捉住我，我到过比利时，到过瑞士，到了意大利。我的姓名响遍了全个欧洲，可是我自己却依旧困苦地、无名地而且像一只狗那样被人追踪地活着。”

    “我的精力渐渐地消失了。从前因为有仇人在，有复仇的事做，所以我能够历千辛万苦而活着。现在呢，生活没有了目标，复仇的幸福已经过去。我没有家，没有亲友。工厂里的繁重的工作和奴隶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我决定把我的生活结束，因为我一生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幸福了。”

三

    医生惋惜地接下去说：“我很对不起福尔恭席太因，不曾把他的遗书发表，因为他的话虽是真实的，我虽然也像他那样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互相仇杀的事在我看来终于是可怕的。难道除了复仇以外，我们便找不到别的道路吗？”

    比约席开口了。他严肃地、决断地说：“在现在，除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外，还没有别的路。”

    路，我想是有的，不过他们不想走罢了。

    我们都在思索……

知事下乡

【法】阿尔丰斯·都德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驭者导前，仆从随后，一辆知事衙门的四轮轻车，威风凛凛地，一径奔向那共阿非。因为这一天，是个重要的纪念日，所以知事先生，打扮得分外庄严。你看他身披绣花的礼服，头顶折叠的小冠，裤子两旁，贴着银色的徽带，连着一把嵌螺细柄的指挥刀。在他的膝上，正摊着一个皮面印花的大护书。知事先生端坐四轮车内，面上堆着些愁容，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护书出神；他一路想，几时他到了那共阿非，见了那里的百姓们，总免不了要有一番漂亮而动听的演说：“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知事先生，把这两句话，周而复始地，足足念了二十余次，可是总生不出下文。

    四轮车内的空气，热不可当！道上的灰尘，在正午的阳光下，兴奋奔腾地跳舞。道旁的树林，一齐遮着白灰，只听得整千整万的蝉声，遥遥地在那里问答。

    知事先生，正在纳闷的当儿，忽然瞥见了一丛小的槠树林，在山坡的脚下，招展着树枝，好像正笑嘻嘻地欢迎他。

    知事先生，居然中了诱惑了。他一面吩咐仆人们停车；一面从四轮车里，跳了下来，迳自走进那片小的槠树林里。

    树林里，有成群的鸟儿，在头上唱歌；有无数的清泉，在草地上流淌；还有紫堇花，在旁边发香……他们瞧见知事先生，和他一条这样体面的裤子，一个皮面的印花的护书，登时大起恐慌。那鸟儿，一齐停止了歌唱；那泉儿，也不敢再作声了；那紫堇花们，更是急得低着头，向地下乱躲……这些小东西们，自从出世以来，从没有见过一个县知事，在这光景里，大家都私下地互通猜度：这样体面的裤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么人物？

    知事先生，对于如此寂静而清凉的树林，头脑清醒不少。他撩起了衣裳，摘下了帽子，在一块草地上，端端正正地坐下，把皮面印花的护书，张开了放在膝上，又向那护书里面，抽出一张四六开的大纸。

    “这竟是一位美术家呀！”那秀眼鸟先开口说。

    “否，否，”接着说的是一只莺鸟，“这那里会是美术家，你不看见他裤子上的徽带吗？照我来看，十之八九，还是一位贵族哩。”

    “也不是美术家，也不是贵族，”一只老黄莺抢着来打断他们俩的辩论，他曾经在那知事衙门的花园里，足足唱了一个春天的歌。“只有我知道，这是一个县知事呀。”

    这时那些细微的语声，不知不觉地渐渐地放纵起来了。

    “这原来是一个县知事！这原来是一个县知事！”

    一会儿，紫堇花发问：“他可含有什么恶意？”

    “一点儿也没有。”那老黄莺儿接着答复。

    于是那些鸟儿们，重新一个个地，去恢复他的唱歌；那些泉儿们，照常在草地上，汩汩地流，那些紫堇花们，也依旧放着胆去发他们的香气……在这喧哗而又恬静的林子间，知事先生，又起了念头，要继续去筹备他的演说了。

    不料还没起头，身旁突然传来了笑声。知事先生侧头看时，只见一只黄绿色的啄木鸟，歇在他的帽子顶上，嬉皮赖脸地，正向着他笑。知事先生，把肩胛一耸，露出不屑睬他的意思，回转头来，想继续去筹划他的演说；哪知道那啄木鸟很不知趣，索性大声地唱将起来。

    知事先生，气嘘嘘地涨红了脸，一面随手做个手势赶开那顽皮的畜生；一面加上些气力，回头来重新干他的本行：“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

    但是事有不巧，那啄木鸟方面的交涉，才刚结束，一丛小弱的紫堇花们，觑着知事先生思绪缭乱的当儿，也一起翘起了他们的梗儿枝儿，和着一种甜而且软的语气，沙沙地唱起歌来。于是一唱百和，那些泉儿们，登时就在他的脚下，潺潺地奏起一种文雅的音乐；那些秀眼鸟儿，也在他头顶的树枝上，使尽毕生的本领，唱出一阕优美的调子；其余树林周围、上下左右一切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效尤着，全体一致地来阻止知事先生演说的起草。

    知事先生，鼻孔里熏醉了香味；耳朵里充满了歌声；他未始没有意思，想摆脱这些妖媚的蛊惑，可是他办不到了。

    此刻，知事先生正舒舒服服偃仰在草地上，他衣服上华美的装饰已被解去，他正打算把已成的演说，艾艾……艾艾地，从头再述两三回：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

路边有个剃头匠

杜卫东

    这位剃头匠，个子不高、五十岁上下，摊位紧邻街心公园的旁门。按说位置不错，可是据我每天散步时观察，他的生意最为清淡，供顾客等候坐的三只小凳子基本上没有派上过用场，甚至还出现过旁边儿的剃头匠借用的情况。我印象中，他最标志性的姿势是，坐在椅子上两脚搭着一只木凳，面无表情，两眼微闭。不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只要不是狂风突至、暴雨倾盆，他总是以这种姿势耐心地等待顾客光临，直到夜色如一团水墨洇开，一点儿一点儿把他湮没。

    唯一的一次反常，是他急赤白脸地追上了一个老头儿，说，您给我的这五块钱是假钞。老头儿不以为然，说怎么可能，五块钱的票子也造假，犯得上吗？剃头匠怕他不换，晃晃手中的纸币，有点气急败坏，您看看，您看看，多薄！麻烦您给换一张吧，谢谢您了！

    就是那时候，我冒出了一个想法：做他的主顾。

    我注意观察过了，这个剃头匠理出的发型虽然传统，但是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趣味。

    剃头匠讷于言，每次理发你不说话他不言声，偶有问答也是简单地应对。剃完头他会看着镜子里的我问，行吗？我说行，他便解下我的白围裙用手一抖，脸扭向一旁，等着付钱。钱给了，他的嘴角会向上咧一下，似笑非笑，然后把新收的钱和先前收的钱摞在一起数一遍，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只有这时，他木然的脸上才会露出一丝欣慰的神色。

    有一次我找他理发，他不在。旁边的剃头匠告诉我，他去街心公园的大排档吃饭了，如果你不急，就等一会儿；如果急，就由我来。那天下午我正好有一个活动，非去不可，等不及了，就由旁边的剃头匠代劳。

    我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为什么他的生意那么清淡，你的生意这么好？我觉得他手艺也不孬啊。这位剃头匠说，其实这人特别厚道！那天一个老太太剪头，把钱包落下了，他连拉链都没打开，愣是等到晚上八点老太太找回来。

    这位兄弟还告诉，剃头匠有一个儿子，今年高考落榜，正在家里复读。剃头匠要负担儿子复读的费用，还要为儿子的将来做些积累，所以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平时的午饭就是一张烙饼，偶尔吃一碗牛肉面便是改善伙食了。但是他过得并不快乐，因为儿子和他不亲，耻于说老爸是个路边剃头匠，这让他有点失落和伤心。

    我听了却心头一动，在对剃头匠寄予同情的同时又顿生敬意。

    没想到，与世无争的剃头匠有一次险些和客人动了手。

    那天散步，我目睹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剃头匠干完了一个活儿，解下客人的白围裙，照例用手抖了抖上面的头发茬，然后等着付钱。可是那位客人用手胡噜胡噜头，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脸上渐露愠怒之色，嘿，嘿，你这给我剃的是什么玩意儿呀，跟狗啃的似的！

    剃头匠一脸茫然，他瞅瞅刚刚理完的头，嘟囔一句：这活儿没毛病呀。

    怎么没毛病呀！客人六十来岁，一看就是属于那种爱占小便宜的人。

    大家前后左右围观评价着那位老兄的脑袋，纷纷摇头：这不是剃的挺好看的吗？有剃头匠的同伴过来调解，说这份活儿就少收点钱。

    少收点钱就行啦，我这脑袋怎么出门呀？那位老兄佯装不干，以攻为守。

    剃头匠也不干：他凭什么少给钱呀，我这活儿干得有毛病吗？

    那位老兄急了：嘿，你还来劲了？说着上前去揪剃头匠的领子，你看看我这鬓角，谁让你去这么短的。

    这时，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年轻后生挤出来，横在了两人中间，怒斥一声：你放开手，不准欺负他！

    这后生我认识。那天散步时突遇暴雨，我和他在一处房檐下避雨，闲聊中知道他老家在河北农村，来北京打些零工，在街心公园的儿童游乐场收门票，一天六十元，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想来他是下班经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那位老兄愣了一下，便问：嘿，你算哪一出儿，管什么闲事？年轻后生双拳紧握、怒目而视：我告诉你，他是我爸爸！

    我听了，心头怦然一动，不由看了一眼年轻人身后的剃头匠。只见刚才还沮丧委屈的这位兄弟，脸颊微红，在夕阳的映照下，双眼竟泛起一层泪光。